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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检监察系统宣传部长座谈会召开

9月19日,纪检监察系统宣传部长座谈会召开,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出席会议并讲话,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讲话。会议指出,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,明确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,是做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,原原本本地学,掌握精神实质,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,自觉贯彻到工作中去。

责任编辑:张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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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一村民郑兵为父母喊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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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郑兵来源:人民网《百姓监督》栏目

近年来,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完善“来信、来访、电话、网络、手机短信、微信”六位一体信访举报受理平台,着力规范信访举报办理流程,优先办理实名举报,集中奖励实名举报有功人员,坚决查处诬告陷害党员干部和打击报复举报人或者上访人的行为,充分调动和维护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。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信访举报秩序,进一步优化信访举报环境,把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马屯镇东良党村村民郑以良、李素珍合法上访被报复曝光如下:
司法是不应被异化的公器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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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郑兵,家住: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,我父亲郑以良(133023195708054215)和母亲李素珍(133023195306064226),均是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马屯镇东良党村村民,我父母二人自2000年12月份起,由朋友介绍在原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计生局担任门卫,负责信件收发、茶炉、卫生保洁,供暖锅炉等后勤保障工作,一直连续工作至2015年,从未间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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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作期间,原计生局一直未与我父母签订劳动合同,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,2015年8月,原计生局与卫生局合并为枣强县卫生与计划生育局(以下简称卫计局),新合并的卫计局搬迁至原卫生局地址,新卫计局对我父母二人不管不顾。我父母二人在原计生局任劳任怨,服从领导安排的任何工作,勤勤恳恳连续工作15年,但是在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保障,因此我父母和单位合法协商办理养老保险的事宜,单位不予办理,并让我们走法律途径。

从2015年9月开始,我父母开始司法求助,先后经过了劳动仲裁,枣强县、衡水市、河北省等人民法院,他们无视我们的证据,以被告方捏造的各种信息为依据,没有公平公正的对待我父母的诉求,求助无门。我父亲开始到信访部门表达诉求,我父亲依法逐级上访,先是到县级,然后市级和省级,最后到国家信访局。我父亲每次去信访后,县卫计局都表示会考虑二人诉求,但是一直没有实际的落实行动。

今年9月份,我父亲到北京去探亲并打工。在9月23日,马屯镇派出所在得知我父亲在北京后,他们判断我父亲是到北京上访,要求我父亲立即返回枣强,我父亲正在北京找工作,因此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。在9月24日,县卫计局安排发改委王副局长将我母亲李素珍叫到县信访局,县信访局负责人,卫计局副局长付某均在场,他们主动找我母亲协商这几年来从来没有正视过的的诉求,当天上午协商未果,期间付某起草了一份不合理的《处理此案诉求》,并要求我母亲签字。之后我母亲回到住处,付某随后拿着现金找我母亲,让我母亲收下,被我母亲当场拒绝。
至25日晚,卫计局付某告知我母亲,卫计局同意了二人的诉求,针对不能办理养老保险而给予一次性补偿,二人共计人民币433414元,但是分两次支付,先给予30万元,要求我父亲立即返回枣强,剩余部分在11月30日之前结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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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款项包括:2001-2015年最低工资差额+经济补偿金+未签劳动合同一倍工资+因不能补缴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,我母亲看到他们按法律来写的赔偿方案,我母亲便同意,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后,付某先是表示会在26日下午将第一部分补偿款给到我母亲,但是很快付某又紧急通知我母亲,必须在25日晚上将第一部分补偿支付完,要求我父亲当晚必须回到枣强,我母亲同意了他们的要求,当天晚上卫计局安排了四人,包括局长吴某,副局长付某,以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邢某和仝某,带着30万元现金,在补偿款给到我父母之前,由付某起草,我母亲抄写了《收条》,我母亲连同卫计局四人均在收条上签字并按了手印,30万元存到了我母亲的银行卡内。之后我母亲联系告知在京的我父亲,咱俩的赔偿款局领导给咱了,尽快回家。我父亲由于年纪大了,晚上需要休息,所以没有答应当晚回县城,并答应26日早晨回县城。就在26日上午,县公安局将我父亲和母亲关押至看守所,并以敲诈勒索之名进行了刑事拘留,在拘留一个月后,于2019年11月1日检察院批准逮捕二人。

单位一直没有给我父母签劳动合同,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,我父母走法律程序,也不解决,我父亲只好合法上访了,当地政府怕事情闹大了,单位就找我母亲协商,给了我父母补偿款。我母亲不懂法,没有到公证处进行公证,不久单位找理由,把我父母告上了法庭,以莫须有的罪名告我父母敲诈勒索罪,真是有冤屈说不出。

其次,本案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,“敲诈勒索罪”成为近年一些地方打压上访者的“大杀器”,让很多访民蒙受不白之冤。

其实,访民上访,某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给予钱款之后,又追究其敲诈勒索罪的案件,之前发生过很多,也引发了很大争议:

单位能不能成为被敲诈的对象呢?

从“敲诈勒索罪”的犯罪构成来分析。“敲诈勒索罪”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在客观上采用威胁、要挟、恫吓等手段,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。

明明是我父母单位给予的赔偿,合法的、理所当然的,是敲诈勒索吗?我父母收到单位的钱物算不算“敲诈勒索”?

我父亲合法上访,被基层政府截访之后,经过各种协商,得到单位的补偿款,算不算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进行上访要挟?要明白的是,这些补偿款钱款,按法律就是我父母合法所得,或者是基于对我父母自身权益受损的补偿,都有合法的取得依据,并非“非法占有”,这和“敲诈勒索罪”中无中生有地通过要挟,从被害人处取得财物,有着本质区别。

我父亲合法上访是否构成“威胁单位”?要知道,依法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,这是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以及地方信访规定明确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,甚至信访可以在宪法上找到依据。为什么我父亲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,反而成为“要挟单位”了呢?如果单位通过发钱款方式补偿我父亲不让上访,算是敲诈的“受害者”,那么被剥夺上访权的我父亲,怎么不是“受害者”了呢?法院要不要保护我父母的正当权利呢?

目前最权威的判决认定是:2014年江苏省高院通过再审程序审理的“射阳县访民李某犯敲诈勒索罪案”。此案中,访民李某因为鱼塘被当地政府不规范征收而不断上访,之后当地政府迫于信访压力,给付李某10万元。江苏高院认定:上访固然给地方政府造成了信访的压力,但是,依据我国《信访条例》及宪法的相关规定,信访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;访民通过上访进行权利救济,且在上访中未有违反《信访条例》的行为,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财物的方法:威胁、要挟、强拿索要。当地政府的给付行为均经集体研究,并不属于“精神恐惧,不得已而交出财物”。......

我父母合法得到单位的补偿款被控敲诈勒索案”一再发生,希望最高法将前述江苏的案件作为典型判例予以公示,以统一司法标准,明确信访、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给付,是公民的正常权利,不构成“敲诈勒索罪“。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,化解社会矛盾,国家发展才能稳定,人民生活才能幸福。

实名举报人: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郑兵

2019年12月3日

责任编辑:张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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